近来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访问了巴西、阿根廷、智利和古巴四国。中国高层对拉美国家的重视，除却寻找海外能源，另一个目的就是防止中国在发展中重蹈拉美覆辙。

　　2004年下半年以来，“拉美化”一词被频频提及，但拉美经济沦为外国资本的附庸是否中国经济的现时之忧值得商榷。因为沦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只是“拉美化”的冰山一角，而沉隐在水面之下的，导致拉美危机的“原罪”才应该是我们对拉美化进行思辨的理性命题。

　　地产泡沫成危机之源

　　根据IMF对过去30年—40年中21个工业化国家的住房市场及股市热潮和衰落情况的研究显示，住房市场价格泡沫破灭造成的损害比股市泡沫要大出一倍。因为房地产业泡沫的破灭对消费的增长形成很大阻碍，而且，由于房地产行业强度倚赖银行的资金因素，银行系统将面临资金链崩断的危险，严重者将引发金融危机。

　　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吴国平在接受《环球财经》记者采访时认为，使拉美经济陷入危机恰恰也是拉美20世纪7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。这是他在做《拉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面临的挑战》这一课题时得出的判断。

　　据吴国平介绍，在判断拉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确切时间时，由于不同的统计口径，出现三种不同的数据，从而得出的时间也不一样。于是他将人均GDP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，并以此判断哪一个时间更接近事实。正是在这个对比中，吴国平发现，房地产业在拉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对经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拉高。

　　在拉美当时的产业结构中，能源变化不大，始终占到GDP的1%-2%，即使在向GDP1000美元冲顶阶段也是这样。制造业在GDP达到1000美元的前十年有拉动作用，达到之后制造业也不变。同时，农业变化也不大。也就是说，第一第二产业基本不变，发生变化的是第三产业。

　　拉美第三产业概念庞大，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有区别，包括小贩和家庭佣人，这些部分对经济拉动能力有限，而此时正是建筑业的高速发展在拉动经济的增长。当时，巴西建筑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70%，阿根廷占80%，拉美地区的平均值在65%左右，如此高的比例表明泡沫已经存在。

　　有几个客观条件促使拉美房地产泡沫形成。

　　首先是国内外利率很低，而国际上正好是第一次石油危机。产油国坐拥大笔资金无处可投，这使得借钱非常容易，大大刺激了投资房地产的热情。

　　其次，拉美正好是人均GDP1000美元的前夕，经济增长迅速，置房成为人们生活好转的首要选择，国内房地产需求看涨。

　　同时，房地产业发展的“波及效应”强烈。国际上对发展房地产业有如下的统计和记录表明，房地产值增加1个单位，带动相关产业产值增加l.5-2个单位。拉美各国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，也把房地产看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，自然不会加以禁止。

　　于是，在多方的合力之下，拉美房地产泡沫越做越大。

　　拉美之创结痂痛犹存

　　从1973年-1983年，虽然拉美经济增长很快，但由于房地产的超常发展，背负的国内外债务很大。到了70年代末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，但情况与第一次完全相反，石油价格下跌使石油出口国紧缩了海外投资，拉美庞大的债务隐患终于显露狰狞，而墨西哥、厄瓜多尔等国除了房地产还投资石油开发，受创更重。

　　危机爆发后，由于房地产投资巨大，遭受打击无疑是致命的。同时，由于拉美经济过于倚重房地产，这次危机正好戳中了拉美经济的死穴。所以，当墨西哥首先宣布延缓还债后，即刻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，拉美经济陷入危机。

　　至此，拉美国家经济便不再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，而是增长低迷、通货膨胀加剧、外债危机频发、贫富差距加大，并伴有严重的社会动荡。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整个80年代被称作拉美“失去的十年”。

　　1984年，吴国平去墨西哥，正是危机发生的第二年，墨西哥街上到处可见拉着彩条的房子。这可不是庆典的装饰，而是说这里有房子要卖。但实际的情况是，人民生活非常贫困，很多房子空置而普通人却买不起。在墨西哥的宪法广场，吴国平还见到到处摆摊的小商小贩，这在危机发生之前是不可想像的，因为宪法广场相当于中国的天安门广场。

　　吴国平认为，我们所说的“拉美化”应该是在拉美经济危机之后。但这是结果，防止“拉美化”要从源头找起，否则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，因为中国的发展没有必要再去论证一遍他人的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