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关注，在于大家对其中症结的感同身受。提起自家小区的物业管理，许多人满腹牢骚，垃圾清运不及时、设施养护不上心、花草树木没人管、车位收费不合理……而业主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往往简单又直接——拒交物业费。对此，物业公司也满肚子委屈：业主素质参差不齐，物业费回回难收，破坏环境、私搭乱建倒防不胜防，自己又没有执法权，许多问题被迫久拖不治。这个时候，一旦遭遇收费难，一些物业公司便找到了“撒气筒”，不惜停水停电跟业主“硬杠”。由此，一个“物业管理差—业主不交费—居住品质进一步滑坡”的恶性循环出现了。

老人爬楼梯猝死，是这一恶性循环导致的极端结果。面对血的教训，有必要加速寻找打破僵局的办法。“管家”变“冤家”，说到底是少了一套成熟的纠纷处理机制。试想，恶性循环初显，倘若有个主事的人或组织站出来调解，是不是就不至于“小事拖大、大事拖炸”了？理想状况下，这个角色应当由业主委员会扮演。但着眼现实，不少问题小区，居民诉求各异、人心涣散，坐到一起已难上加难，更遑论后续了。此番涉事的物业，就是由业主委员会引进的新物业，还不是照样干砸了？换一个角度看，这些实际情况至少提供了两个破题方向：或是优化业主委员会机制，或是寻找其他“为民做主”的责任主体。

要想解开死结，总得有人向前一步。在这方面，北京正在探索的“制度解”或有借鉴价值。已经一审的《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(草案)》中，针对现实问题拿出了不少新举措，比如降低业主委员会设立门槛，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治理，强化党建引领等等。这些药方的成效尚有待进一步检验，但至少开了个好头，传递出鲜明的信号，那就是作为组织化力量的物业公司不能任性，而应当成为改变的起点，起码要兜住小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底。某种意义上，恰恰因为作为企业的物业公司有逐利的冲动，才需要代表公共利益的外部力量对其进行监管。通过完善制度，捋顺物业公司、业委会、社区等主体的关系，形成管理闭环、突破“恶性循环”，治理效能才能最大限度释放出来。

随着我国进入城镇化较快发展的中后期，许多“90后”“00后”小区也进入了问题多发期。期待各地加紧探索，因地制宜拿出更多切实管用的举措，推动小区治理走向成熟，让无奈的恶性循环化为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获得感。